炮击间隙跃进，动作居然很自然。
高地离河岸大约八百米，是个缓坡，有几间被炸塌一半的缅式木屋，工兵团团部就设在木屋后的掩体里。
团长刘砚是个黑脸汉子，四十岁上下，正蹲在地上看地图。见我进来，他抬起头，眼神复杂：“益烁，你怎么样？听说你下令全团撤退？”
“团长。”我站直，尽量让自己的语气符合“王参谋长”该有的样子，“鬼子炮火已经封锁河岸，浮桥不可能继续施工。侦察兵回报，日军至少有一个大队正在向皮尤河运动，前锋离我们不到五公里。继续留在这儿，等他们架起迫击炮和重机枪，咱们全得交代。”
刘砚眉头紧锁：“师部的命令……”
“师部命令是‘相机撤离’，相机就是看情况。”我蹲到他旁边，指着地图上我们所在的位置，“现在情况是：第一，任务已无法完成；第二，敌军即将合围；第三，我团继续滞留无险可守。最理性的选择是立刻撤退，与同古城内200师主力会合，还能增强城防力量。”
旁边的作战参谋小声说：“可是……没完成渡河点建设，师部追责怎么办？”
我看了他一眼：“是追责重要，还是全团一千多号弟兄的命重要？”
掩体里安静了几秒。
刘砚盯着地图，手指在“同古”两个字上敲了敲，终于咬牙：“撤！传令各营，按参谋长刚才的命令执行，交替掩护，往同古西门撤退！”
命令传下去了。团部开始收拾电台、文件、地图。我靠在掩体土墙上，闭上眼睛，让两段记忆最后一次激烈碰撞。
朱日和。电磁干扰。白光。
然后就是这里。
不是魂穿，更像是两份完整的记忆和人格被硬塞进同一个大脑。现在的我，既是那个在模拟战场上琢磨着怎么“击毙”蓝军指挥官的侦察营长，也是这个在真实战场上想着怎么活下来的工兵团参谋长。
但主导的是我。二十一世纪的我。
因为原主在炮击震晕的那一刻，某种意义上的确“死”了。我接管了这具身体，接管了他的记忆、人际关系、专业技能——包括他黄埔学的那套工兵知识，现在也成了我知识库的一部分。
“参谋长。”刚才那个少尉又凑过来，递给我一个铁水壶，“喝口水吧。您的眼镜……找到了，但镜片裂了。”
我接过水壶喝了一口，水有股土腥味。又接过眼镜戴上，果然，左镜片有道裂纹，视野有点扭曲，但总比没有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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