娘家人对此事的态度起初是坚决而统一的:这事绝对不能就这么算了!必须要毛子亲自登门,赔礼道歉,低头认错,并且最好白纸黑字写下保证书,保证今后与田田一刀两断,老老实实回归家庭。
只有这样,才能考虑是否让他把母女二人接回去。
他们天真地以为,手握“出轨”这把利刃,足以让毛子就范。
然而,他们在娘家左等右等,住了好几天,眼看着张文丽学校开学的日期日益临近,却始终没有等到毛子的只言片语。
没有电话,更没有上门接人的身影。
毛子这个人,仿佛从她们母女的世界里彻底蒸发了一般,又或者,他根本从未将自己视为一个有妻子、有女儿的男人。
这种冷漠和无视,比争吵和殴打更令人心寒。
时间一点点过去,李淑娟的娘家人先慌了神。
起初的义愤填膺逐渐被现实的考量取代——女儿长期住在娘家不是办法,开学在即,各种事情都需要处理。
他们开始转变态度,从支持女儿“斗争到底”,转而催促李淑娟自己先回去,“毕竟总是要过日子的”。
李淑娟心里是一千个、一万个不愿意。
就这样灰头土脸、无声无息地回去,在她看来,无异于一种投降,简直丢尽了脸面。可是,娘家显然已非久留之地,兄弟虽亲,亦有家室拖累;
若是回到乡下的婆家,更是要面对街坊邻居的指指点点和嘲讽目光,那无异于公开处刑。
加上女儿张文丽的确马上就要开学,学业耽误不得。
万般无奈之下,她只能强忍着屈辱和悲伤,收拾好简单的行李,带着女儿,重新回到了那个充满背叛痕迹的、他们夫妻打工时租住的“家”。
因为那封匿名信里,除了提及出轨,还隐约暗示毛子可能参与了“传销”活动。李淑娟回到家,第一件事就是心急火燎地去翻找家里的存折。
这一找,如同晴天霹雳——存折上原本二十多万的积蓄,早已被毛子取得一分不剩,只剩下一个空空的折子,嘲笑着她的后知后觉。
整个家,如今能摸到的现金,只剩下她上个月还没发放到手的两千块工资,还悬在未知的账上。
走投无路、悲愤交加的李淑娟,只好主动给毛子打了电话,语气强硬地要求他回来,“我们必须谈谈”。
毛子倒是回来了,吊儿郎当地,脸上看不出丝毫愧疚。
李淑娟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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