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为什么不能来？”
凌子风声音洪亮，“你发了正式邀请函，我们文化部批了，光明正大。”
成荫推了推眼镜，打量赵鑫。
“我们三个在飞机上就在猜，你一个1975年才来香港的年轻人，怎么六年时间，就搞出这么大阵仗？又是戛纳获奖，又是金像奖，现在还要拍什么南洋三部曲。”
这话问得直接，周围几个香港电影人，下意识退开半步。
赵鑫笑了笑，从侍者托盘里，取过三杯香槟递过去。
“三位导演，我们不如聊点具体的？比如剧本？”
“剧本？”
谢晋接过酒杯，没喝。
“我们看了《民国时期的爱情》。老实说，技术上还有进步空间，但那个味道，很对味。南洋华侨的故事，大陆不是没人想拍，是不敢拍，也不知道怎么拍。你倒好，直接跑到戛纳拿奖了。”
“所以我想请教，”
成荫抿了口香槟，“你怎么看待，大陆电影现在的……处境？”
这个问题，像一颗小石子投入平静的水面。
露台上的交谈声低了下去，许多目光，若有若无地飘过来。
1981年的春天，大陆电影刚从十年冰封中解冻。
伤痕文学兴起，但电影产业百废待兴。
这个问题太过敏感，敏感到连邹文怀，都替赵鑫捏了把汗。
赵鑫沉默了几秒。
然后他放下酒杯，从随身带的背包里。
取出一叠稿纸，很薄，只有十几页。
“三位导演，我回答不了那么大的问题。”
他翻开稿纸，露出第一页的标题。
“但我写了三个小故事，也许能说明白，我到底想拍什么样的电影。”
谢晋接过文件夹，成荫和凌子风凑过来看。
标题页上写着三个名字：《家庙》、《新世界》、《如归》。
“家的三部曲？”
凌子风皱眉，“家庭伦理剧？”
“不是伦理剧，”
赵鑫说，“是‘家’作为中国人精神宇宙的三种形态。第一部讲祭祀，当物质的家庙，被砸烂后，人用什么来祭祖。第二部讲诞生，一个婴儿的意识，如何在破碎的家庭环境里，建立起最初的世界观。第三部讲告别，一个人如何在自己定义的‘家’中，有尊严地死去。”
谢晋快速翻看大纲，手指在纸页上停住：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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