军记者,以及两位早期的“中国问题专家”正在交谈。桌上散落着来自中国的瓷器、丝绸样品,以及几本线装书。
“必须承认,”一位戴着单边眼镜、曾参与《天津条约》谈判的外交官啜饮着白兰地说,“这个民族有其独特的韧性,他们的官僚体系虽然腐败,但结构复杂得惊人。不过,总体上,他们缺乏我们盎格鲁-撒克逊民族的进取的精神和基督教道德约束。看看他们对那次冲突(指第二次鸦片战争)的反应,麻木、顺从、缺乏民族国家的概念。”
一位商人接话:“他们的市场潜力巨大,但商业观念原始,缺乏契约精神。我们需要用我们的法律和规则去规范与他们的贸易。他们的社会是静态的,千年不变。”
那位被称为“专家”的学者,面前摊开着一本《论语》的早期英译本,他推了推眼镜,用一种权威的口吻说:“从他们的古典文献看,这个文明在很早以前就达到了某种伦理和哲学的成熟,但随后似乎就停滞了。孔子学说强调等级和服从,缺乏对个人自由和灵魂超越的关怀。这或许能解释他们为何能忍受如此长久的专制统治,并在现代世界中显得格格不入。”
他们的讨论,建立在战争胜利带来的绝对优越感之上,混合着片面的观察、粗浅的阅读和根深蒂固的文化偏见。华夏的形象,在这些决定着对华政策和塑造着公众舆论的精英圈层中,迅速被简化和定型:古老、停滞、专制、待开化。
这些言论和文章,将汇入正在形成的“汉学”和“东方学”话语体系,成为后世学者研究中国时难以摆脱的认知前设。中国文明被悄然放置在欧洲文明发展序列的“过去时”,成为验证欧洲现代性“进步”与“优越”的活化石。
而此刻,在地球另一端,华夏大地正深陷战火与屈辱,无数典籍被焚毁掠夺,文明记忆在断裂与失血中艰难喘息。那些决定其文明将被如何“研究”和“定义”的话语权,已不在她自己手中。
这间伦敦烟雾弥漫的房间里的闲谈,与圆明园尚未散尽的烟火,以一种残酷而讽刺的方式,共同构成了“汉学”诞生纪年上不可分割的注脚。一方在权力高位上随意描摹,一方在废墟灰烬中失语。
这段被权力严重扭曲的“对视”起点,其阴影将绵延一个多世纪,直到另一群人在不同的时间、不同的力量对比下,拿起新的考据工具和理论透镜,试图重新擦拭这面布满尘埃与偏见的文明之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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