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是说拼音文字系统没有价值，”梁珩总结道，“它们在记录语音、适应多语言交流方面有巨大优势。但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，在承担‘超长时段文明核心记忆载体’这一特定任务上，表意汉字的稳定性与抗信息衰减能力，具有独特的、乃至不可替代的优势。这种优势，是华夏文明能够保持文献记忆数千年基本连贯、为‘连续性’叙事提供底层技术支撑的关键因素之一。忽略或贬低这种文字载体的特性，去谈论‘历史真实性’或‘文献可靠性’的比较，是不公平的，也是不科学的。”
梁珩的发言，将争论从抽象的理念拉到了具体的、可量化分析的技术层面。许多西方学者，尤其是研究古典学和文献学的，陷入了沉思。他们无法否认汉字稳定性的事实，也清楚自己研究中面对中世纪手稿时，那些因语言流变带来的无尽困扰和不确定性。
柯林斯教授这次没有立刻起身反驳。他眉头紧锁，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面前的笔记本。梁珩关于“篡改成本”和“信息保真度”的论述，显然触动了他作为史学家的某种深层忧虑。
提问环节，一位德国文献保存专家提问道：“梁教授，我承认汉字的稳定性令人惊叹。但这是否也意味着，汉字系统本身过于‘沉重’，缺乏适应性和变革能力，从而可能抑制了思想的多样性和突破性表达？而拼音文字的流变性，虽然带来了传承的困难，但是否也赋予了它更强的包容性、适应性和创造性？”
梁珩早有准备：“很好的问题。适应性方面，汉字从甲骨文到简体字，本身也在简化和规范化，并非一成不变。其强大的造词能力（通过已有字组合新词）和形声结构，能够有效吸纳新概念（如‘哲学’、‘经济’、‘物理’等近代译词）。至于思想多样性，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辉煌，正是在成熟的汉字系统上实现的。文字的稳定，为思想的深度交锋和传承提供了稳定的‘棋盘’，而不是限制棋路的‘棋盘’。相反，如果‘棋盘’的规则（文字含义）本身不断漂移，深度的、可积累的思想对话反而难以进行。当然，任何系统都有其利弊，我们强调的是，在评价一个文明的历史叙事可靠性时，必须将其所使用的文字载体的技术特性，作为一个关键变量纳入考量。”
【历史闪回线】
东汉灵帝熹平四年（公元175年），洛阳太学门外。
春日的阳光下，巨大的石碑被工匠们小心地竖立起来，一块接一块，整齐地排列在太学门前的空地上，形成了一道巍峨而肃穆的石碑长廊。石料是精选的青石，表面打磨得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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