推行新政！”
他提高声音：“江南田亩，十之七八在士绅之手。这些田地，多数种棉、桑，获利远超稻米。然按旧制，棉田、桑田税赋与稻田相同，此乃不公！新政‘摊丁入亩’，正是按实际产出征税之始。棉田税可略高于稻田，桑田税可另定，此乃因地制宜！”
“至于漕粮，臣有一议：既然江南纺织兴盛，何不以布匹代漕粮？松江棉布，天下闻名。一匹布抵粮一石，运布轻于运粮，漕工可转为纤夫、织工，岂不两全？”
此言一出，满殿哗然。以布代漕，这可是颠覆祖制的大胆设想！
徐孚远忍不住开口：“李大人此议，恐难实行。布匹价值，随行就市，今年一匹布值一石粮，明年可能只值八斗。且布匹有优劣，如何定价？若强定，必生弊端。”
“那就定浮动价。”李信早有准备，“以三年平均价为准，每年调整。至于布匹优劣，可设验布官，分等定价。此事虽难，但比维持朽坏漕运，孰优孰劣？”
朝堂上，两派观点激烈交锋。江南士绅坚持“江南特殊，宜缓宜宽”，新政派官员则列举数据，证明新政利国利民。
朱由检静静听着，直到双方都陈述完毕，才缓缓开口：“诸卿所言，朕已明了。江南特殊，朕不否认。但‘特殊’非‘例外’，更不能成为抗拒变革的理由。”
他站起身，走下丹墀，站在百官中间：“朕问诸卿三个问题：第一，大明国库空虚，边饷欠发，若不加赋，钱从何来？第二，土地兼并，流民四起，若不均田，乱从何止？第三，建州虽败，三年必复，若不强军，国何以安？”
三个问题，如重锤击在每个人心头。
“新政不是要与民争利，而是要救民救国！”朱由检声音渐高，“山东、河南试行八月，百姓负担减轻，国库收入增加，此乃事实。江南纵有特殊，难道就不能找出适合江南的新政之法？”
他看向周道登：“周老先生，你说江南百姓多赖纺织为生，朕深以为然。那为何不能减田赋，增商税？为何不能让织户、机户也公平纳税？为何要让百万织工，养活少数不纳粮的士绅？”
周道登汗如雨下，无言以对。
朱由检又看向徐孚远：“徐先生说漕运难改，朕也理解。但漕运之弊，诸卿不知？沿途损耗三成，贪墨两成，到京之粮不足五成。若改海运，损耗不过一成；若以布代漕，损耗更少。为何宁守弊政，不图革新？”
徐孚远低头不语。
最后，朱由检看向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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