治民在均平赋役,明慎刑狱,使百姓各安其业,各得其所。所谓仁政,不在虚文,而在实处。 其三,法者,国之衡器也。 贵在明确,贵在公正,贵在执行。殿下参赞刑名,当力促律条清晰,断案公允,死刑尤须慎之又慎。其四,实务之学,小可利民生,大可强国力。 算学、天文、水利、农桑、匠作,非奇技淫巧,实乃经世致用之学,殿下若有闲暇,不妨稍加留意,或可开阔眼界,于理政有所裨益。”
信中,他小心翼翼地避开了“限制君权”、“民权”等字眼,而是反复强调“务实”、“通变”、“利民”、“公允”、“实务”。他希望李旦能在未来的执政中,潜移默化地接受这些理念,哪怕只是将其作为“好的治理技术”来接受。他甚至暗示,在“不触动根本”的前提下,可以在这些“实务”领域,进行一些谨慎的尝试和改进。
“殿下年富力强,来日方长。 治国如烹鲜,又如行舟,当明大势,知进退,持中道,务实效。 谨守本分,展现实干,以才德服众,以稳健立身,则未来可期,社稷之幸也。老臣残躯,言尽于此,伏惟珍重。”
这封信,是李瑾对李旦最大的、也是最后的投资和期许。他不敢奢望李旦能成为“虚君”或“立宪君主”,只希望他能成为一个相对开明、务实、重视制度、体恤民情、对“新学”不排斥的守成之君。若能如此,那些“渐进改良”的种子,或许能在相对适宜的土壤中,勉强存活,甚至缓慢生长。
将信函一一密封,连同那几卷核心书稿,重新锁入檀木小匣。李瑾抚摸着冰凉的匣子,如同抚摸着自己一生的理想、挣扎与遗憾。
“这个匣子……连同钥匙,” 他看向垂手侍立、眼圈通红的老文书,声音微弱但清晰,“待我……去后,你寻个稳妥时机,亲自……秘密交给安国大王。除了他,不得经任何人之手。就说……是老夫……留给他的几卷闲书,些许……治学心得,望他……闲时翻阅,或许……有所助益。”
“老奴……记下了。” 老文书重重磕头,涕泪交流。
“你跟随我数十年,谨慎寡言,我最是放心。” 李瑾喘息着,看着这个忠诚的老仆,“此事关乎重大,或许……会给你带来风险。你若觉不妥,此刻离去,我绝不怪你。”
“相爷!” 老文书抬起头,老泪纵横,“老奴这条命是相爷给的,能替相爷办这最后一件事,是老奴的福分!纵是刀山火海,老奴也定将此事办妥!绝不负相爷所托!”
李瑾欣慰地笑了笑,那笑容疲惫而苍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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