崔清韵明白了，在这里，她的“才学”或许可以被承认，但她的“见解”和“主动性”，是被警惕和限制的。她就像一件精美的瓷器，被摆放在一个显眼却无用的位置，供人观赏、品评，却绝不容许她发出自己的声音，更遑论参与真正的决策。
类似的境遇，也发生在其他女科出身的官员身上。苏琬在弘文馆，同样被“妥善”地安排去整理诗赋文集，远离经世策论的讨论；林氏在司农寺，被分派去核对陈年旧账，接触不到实际的农桑管理；其他人等，或在著作局整理档案，或在太医署协助整理医案，或在宫中内侍省下属的某些闲散部门。总之，她们被“安置”了，被“供养”了，但也被“隔离”了。朝堂上下，似乎形成了一种默契：让这些女官存在，以彰显天后“不拘一格降人才”的胸怀，但绝不让她们真正触及权力的核心，甚至不让她们做出任何实质性的贡献。这是一种温和的、制度性的排斥。
武则天对这一切洞若观火。她并未急于动作，只是冷眼旁观。她在等待，也在观察。观察这些女官在压力下的表现，观察朝臣们容忍的底线，也在观察，谁是可造之材。
机会出现在永昌四年春。一场关于江淮漕运新法利弊的争论，在政事堂的小范围会议上陷入僵局。新法推行以来，漕粮损耗有所降低，但沿河州县胥吏借机盘剥、滋扰商民的现象时有发生，朝中反对新法者趁机攻讦，要求恢复旧制。支持新法者则认为弊端是执行问题，非法本身之过。双方争执不下，主持议事的宰相娄师德甚是头疼。
恰逢太子李瑾奉旨旁听学习政务。他听着双方引经据典、各执一词的辩论，忽然心中一动，出声道：“娄相，诸位大人，漕运之事，牵扯州县实务、胥吏管理、商民反应。我等在此议论，多凭文书奏报，难免有隔靴搔痒之嫌。可否调阅相关州县具体账目、案卷，并询问熟悉地方实务、或有商贸背景的官员意见，或许能更得其实？”
娄师德捻须沉吟：“殿下所言有理。只是熟悉江淮漕务具体经办、又通晓地方商情的官员，一时未必……”
“儿臣记得，”李瑾状似无意地提醒，“去岁女科取士，那位探花林氏，入仕前曾经营书肆，对市井商贸、物价流通似乎颇有心得。她现于司农寺，或可召来一问？再者，秘书省崔校书，博闻强记，心思缜密，于梳理文书、核查数据当是所长，或可协助整理相关卷宗？”
殿内顿时一静。几位参与会议的重臣面色各异。让女子参与政事堂级别的讨论？这简直是……但太子殿下说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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