静,甚至隐隐有些快意。他们苦读的目的本就是为了改变命运,获得特权,但此刻政策尚未实施,且针对的是已有功名田产者,他们暂时还是“民”的身份。一些人私下议论:“早该如此!那些膏粱子弟,坐拥良田千顷,不纳粮,不应役,反倒瞧不起我等寒窗苦读。如今朝廷要他们纳粮,方知民生多艰!” 他们对“士绅一体纳粮”背后的“公平”理念,有着本能的认同。
然而,那些出身官宦世家、地方豪族的学子,则如丧考妣。他们自幼耳濡目染的便是“万般皆下品,惟有读书高”,而读书高的具体体现之一,便是“优免”。如今这“高”即将被打落凡尘,与庶民同税,巨大的失落感和恐慌感攫住了他们。一些人聚在一起,痛骂太子“苛酷”、“与民(实则是与士)争利”,甚至有人写下激烈的诗文,抨击朝政,虽不敢公开刊印,却在学子间悄悄流传。更有些激进的,开始联络同乡、同窗,商议联名上书,或寻找在朝的父兄亲朋,陈情反对。
消息传到地方,引发的震动更是天翻地覆。 尤其是在那些土地兼并严重、士绅势力盘根错节的地区,如关中、河北、山东、江南,几乎是瞬间就点燃了压抑已久的怒火与恐慌。
在江南苏州, 一座临河的精致园林内,十余位身着绸衫、气度不凡的士绅秘密聚集。他们是本地最大的丝商、米商,同时也是拥有数千乃至上万亩良田的大地主,家族中不乏举人、进士,甚至有人在朝为官。园内丝竹之声早已停歇,取而代之的是压抑的愤怒与密谋的低语。
“欺人太甚!” 一位须发花白的老者,用拐杖重重顿地,他是致仕的布政使参议,家族田产遍布三县,“清丈田亩,已是刮地三尺,如今竟要一体纳粮?我那八千亩水田,若按新法纳粮,一年便要凭空多出上万两银子!这是要吸干我等的血髓啊!”
“何止是血髓?” 另一位脸色阴沉的中年士绅接口,他是本地最大钱庄的东家,同时也是拥有大量“寄庄田”(将田产寄于他人名下以避税)的大地主,“太子此议,分明是重农抑商之故智,行杀鸡取卵之实!朝廷近年开拓海贸,鼓励工商,我等亦捐输报效,不遗余力。如今工商之税未减,反要加征田赋?天下哪有这般道理?莫非真以为我江南士绅是泥捏的不成?”
“朝廷这是要逼反我等!” 一个年轻气盛的声音响起,是本地新科举人,家族亦是豪富,“关中、山东那些军功世家、百年门阀,或许还能靠着祖荫、军权硬顶。我等江南士绅,向来以诗书传家,以财富立世,如今朝廷既要断我诗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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