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瑾道，“农乃国之本，然农事靠天，丰歉难料。除兴修水利、推广良种、改进农具外，或可鼓励农户于农闲时，从事桑麻、果蔬、畜牧、乃至简单手工，以其产物易钱，补粮食之不足，增农户之收益。此谓‘以副补主，以末养本’。譬如江南水乡，可广植桑麻，发展织造；山泽之地，可养殖渔猎，种植药材。朝廷可遣熟知农事、工巧之官吏，至各地‘劝课农桑’，因地制宜，推广获利之术，此亦为‘生利’。”
李治若有所思，微微颔首：“此言有理。贞观年间，朝廷便常遣使劝农。然各地情势不同，成效不一。你接着说，何为聚利？”
“聚利者，非强征暴敛，而在通有无、便交易、省耗损。” 李瑾道，“长安、洛阳之盛，在于四方货物汇聚。然货物转运，损耗惊人，尤以漕运为甚。臣闻前代有‘和雇’之法，朝廷出资雇佣民船、民夫运输官物，较之纯以徭役，效率更高，怨言更少，或可参详改进。再者，市舶之利，不可轻忽。海外奇珍，固可充内府，然若能规范市舶司，抽取合理关税，既可增国库收入，又能管控异物输入，不致金银外流过度。至于国内商税，当简明公允，禁绝胥吏层层加码、盘剥商旅，使货物其流，则税源自广。”
“嗯，市舶、商税……确有可议之处。” 李治手指轻叩榻沿，“那‘均利’又是何解？莫非是均贫富？”
“非也。” 李瑾摇头，“臣所谓‘均利’，非指均分财富，而是指朝廷所聚之利，当用之有道，还利于民，以保长治久安。其一，用于备荒赈灾，如设立常平仓，丰年平价购入储粮，灾年平价放出，平抑粮价，使民不因饥馑破产流离。其二，用于兴修水利、道路、驿站，此等工程，非但利国，雇佣民夫，亦可使其得钱粮以度日，是‘以工代赈’、‘以财生事’。其三，用于养兵抚边，保境安民，使商旅无虞，边民得安。其四，用于奖励耕织、发明创造，凡有能提高农亩之产、改进工器之巧者，予以嘉奖，可激励百姓用心生产。如此，朝廷所取之利，复用于民，民得实惠，则乐输国课，不以为苦。此乃‘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’，则上下相安，利源绵长。”
李瑾将现代一些经济学、财政学的基本理念，如促进商品经济、改进物流、规范税收、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、社会保障、创新激励等，用完全符合唐代语境的语言包装阐述出来，既显得颇有见地，又不至于太过惊世骇俗。
李治听得极为专注，眼中异彩连连。这番论述，条理清晰，格局开阔，既有儒家仁政爱民的根本，又透着实干与巧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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