母亲那场关于往昔、关于时代局限、关于自身无力与扭曲的断续剖白，像一块投入死水潭的巨石，激起的涟漪久久不散，在病房凝滞的空气中，也在每个人沉甸甸的心头，反复回荡。自那天之后，王秀英的清醒时刻似乎多了一些，虽然每次时间依旧不长，意识也时明时暗，但那种纯粹的、孩子般的茫然和恐惧渐渐褪去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加清晰的、属于“病人”的痛苦感知，以及一种深沉的、仿佛沉淀了所有生命重量的疲惫与……某种难以言喻的清醒。
她不再只是喊“疼”和“怕”，更多时候，是沉默地看着守在床边的人。目光在韩丽梅、张艳红、以及大部分时间只是缩在角落、仿佛想把自己藏起来的张建国身上缓缓移动。那目光不再有往日的凌厉、算计或挑剔，而是一种近乎贪婪的、小心翼翼的端详，仿佛要将他们的样子，深深镌刻进自己正在缓慢衰退的记忆里，又仿佛带着一种无声的、沉重的审度，审度着她与眼前这几个人，与她血脉相连却又隔阂深重的亲人之间，那被时光和偏见扭曲得不成样子的关系。
韩丽梅依旧是那个高效、冷静的指挥官。她联系好了省城医院的神经内科康复专家，制定了详细的后续促醒和康复计划（尽管医生坦言，以母亲的情况和年龄，完全康复的可能性极低，能恢复到何种程度，很大程度看运气和意志力）。她雇请了一位经验丰富的护工，协助张艳红照顾母亲，也强制父亲每天必须按时吃饭、在隔壁空床上休息几个小时。她自己则大部分时间坐在窗边那张椅子上，处理无法完全放下的工作，或者用平板电脑查阅医学资料，与各方沟通协调。她的存在，像一根定海神针，稳定着这个因疾病而濒临崩溃的小小世界，但也像一道无声的屏障，将她与病床上那个正在缓慢褪去坚硬外壳的母亲，隔离开来。她与母亲的交流，仅限于必要的事项：“该翻身了”、“医生说要试着用吸管喝水”、“别动，针头会跑”，语气平静，不带波澜，如同最专业的医护人员。
张艳红则在日复一日的照料中，渐渐熟练起来。喂流食、擦洗、按摩、处理秽物……最初的不适和疏离感，在重复的劳作中慢慢被一种麻木的习惯取代。她不再去刻意回想那些不愉快的过往，也避免去深究母亲那些剖白背后复杂的意蕴。她只是做着该做的事，像一个尽职的、但情感投入有限的看护者。只是偶尔，在母亲用那双不再锐利、反而显得格外浑浊无力的眼睛望着她，或者在她笨拙地试图说点什么，却因为口齿不清而显得格外焦急时，张艳红心里会掠过一丝极其细微的、陌生的触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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