的失败和无能,剥下最后一点遮羞布,这需要多大的勇气,或者说,是多深的绝望?她看到了这勇气,或者说,这绝望。
“过去的,确实都过去了。我和姐,也早就不是当年需要您护着、需要您说句公道话才能活下去的小丫头了。” 她的话,某种程度上呼应了姐姐,但语气没有那么冷冽,更像是一种告知,一种对现状的确认。“我们现在过得怎么样,您也看到了。我们有自己的日子要过,有自己要扛的责任。您和妈年纪大了,在老家,照顾好自己,平平安安的,别让我们担心,就行了。该给的钱,该尽的责任,我们不会少。”
这话说得直接,甚至有些冷酷,划清了清晰的界限——情感上,我们无法回到过去;但物质和最基本的赡养责任,我们会承担。这是成年子女,对曾经失职的父母,所能给出的、最理性也最普遍的回应。
张建国听着小女儿的话,那空洞的眼神里,渐渐有了一丝微弱的、痛苦的波动。他听懂了女儿话语里的潜台词:我们听到了你的忏悔,理解了你的痛苦,但我们的关系,也只能到此为止了。不会更亲近,也不会更疏远。就保持这样,一种基于血缘和法律责任的、有距离的、平静的关联。
这或许,已经是他能期望的最好结果了。比他预想的彻底决裂要好,但比他内心深处那点卑微的、渴望重新连接、甚至获得女儿们一丝温情抚慰的幻想,要遥远得多。他张了张嘴,似乎想说什么,但最终,只是更沉重地低下头,从喉咙里发出一声近乎呜咽的、含混的“嗯”。算是接受,也算是彻底的认命。
张艳红说完,轻轻舒了一口气。那口气,仿佛将胸腔里积压了多年的、那口关于父亲的、浑浊的郁气,缓缓吐了出来。没有狂喜,没有激动,只有一种沉甸甸的、却也实实在在的释然。好像心里某个一直紧绷的、酸涩的角落,终于松开了,虽然松开的地方空落落的,带着些许凉意,但也前所未有的轻松。
她终于等到了那句话。虽然迟到了太久,虽然形式狼狈,虽然无法改变任何既成事实。但它来了。像一个迟到的**,虽然笔画颤抖,不够圆满,但终究是为那段充满委屈和不解的岁月,画上了一个终结的符号。
从此,关于父亲,关于那些年冰冷的沉默和隐形的伤害,她大概可以真正地、轻轻地放下了。不是原谅,不是忘记,而是将它们打包、封存,放入记忆仓库中一个不再经常打开的角落。然后,转身,继续走自己早已选定的、开阔明亮的路。父亲,将只是这条路后方,一个越来越远的、苍老的、需要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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