么说?”
“哦,医生啊,”王桂芝的语调稍微正常了些,但还是透着一种“问题解决了”的轻松,“专家说了,情况是复杂,但幸亏送来得还算及时,这边技术好,有希望!让咱们安心配合治疗就行。费用啥的……”她顿了顿,压低了声音,带着一种分享秘密般的、混合着庆幸和些许不安的语气,“你们公司那个领导,可真是大好人啊!说是啥……员工特殊救助基金?我也不太懂,反正人家把住院押金、还有之前欠县医院的钱,都结清了!还让医院用最好的药,别担心钱!哎哟,可算是遇见贵人了!艳红,你在公司可得好好干,可不能对不起领导这份心!”
“员工特殊救助”……“贵人”……
这些词,像烧红的针,一下下扎在张艳红的心上。她几乎能想象出母亲在电话那头,带着怎样一种劫后余生般的、对“公司领导”感恩戴德的表情。她不知道,这份“救助”背后,是她被亲生姐姐像评估货物一样审视、衡量之后的结果。她更不知道,她口中“好好干”的女儿,此刻正因为这份“救助”的来历,而蜷缩在一个发霉的出租屋里,经历着认知崩塌和自我怀疑的酷刑。
“嗯,知道了。” 张艳红从喉咙里挤出几个字,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。她不想,也没有力气去解释。解释什么?解释那个“贵人”是她同父同母的姐姐?解释那个姐姐如何“观察”她、评估她的“价值”?解释这份“救助”可能附带的条件和冰冷的算计?不,母亲不会懂,也承受不了。那只会将另一个更残酷的真相,砸向这个刚刚因为父亲病情有转机而稍微松了口气的、可怜又可悲的女人。
“对了!” 王桂芝的话锋,毫无征兆地、极其自然地一转,语气也从刚才的兴奋和感激,瞬间切换回了张艳红无比熟悉的、那种理所当然的、带着催促和隐隐不耐的模式,“艳红啊,你爸这边是暂时不用愁了,可家里……唉,这用钱的地方,就像那无底洞,填不完啊!”
来了。张艳红的心,猛地一沉。刚刚因为父亲病情好转而升起的那一丝极其微弱的、几乎不存在的暖意,瞬间被这熟悉的开场白冻结、击碎。她太熟悉这个转折了。每一次,任何一点点“好消息”之后,紧跟着的,必然是“但是”,是“家里困难”,是“需要钱”。
果然,王桂芝根本不需要她的回应,自顾自地、语速飞快地诉说起来,语气里的“轻松”消失得无影无踪,重新被生活重压下的焦虑和理所当然的索取填满:
“你哥那边,前几天又打电话来了!说谈的那个对象,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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