听,又像在想别的事。烟灰缸里已经堆了七八个烟头。
“主席,您的意见呢?”周明看向人民。
人明掐灭手里的烟,缓缓开口:“李宇轩……我认识。”
会议室安静下来。
“1914年,我在星城第一师范读书,他是兼课老师,教军事理论。那时他20出头,刚从德国留学回来,穿一身笔挺的西装,但讲课很平和,没有旧军人的架子。”人民的声音有些悠远,“有一次课后,我问他:李先生,您觉得华夏怎样才能强大?”
他顿了顿,仿佛回到那个年轻的午后。
“他说:人民同学,这个问题很大。但我认为,第一要统一,第二要工业化,第三要有一支现代化的军队。我说:那农民问题呢?土地问题呢?他想了一会儿说:你说得对,这是我没想到的。军队和工业很重要,但基础还是老百姓要吃饱饭。”
人明又点起一支烟:“那时我就觉得,这个人虽然站在统治阶级那边,但至少……愿意听不同意见,愿意思考。后来他去了黄埔,跟了大队长,走了另一条路。但听说在黄埔,他讲课还是强调‘军人为民’,不是为某个人、某个党。”
他吸了口烟,看向周明:“周明,你在黄埔时听过他的课吧?”
“听过。”周明点头,“他讲《军人伦理学》,说‘军人的忠诚,首先是对国家、对民族的忠诚,然后才是对长官的忠诚’。这话在当时很大胆,因为大队长正强调‘绝对服从’。”
“所以这个人,”人明敲了敲烟灰,“有他自己的原则。抗日时期,他打得不错。内战时期,他消极对待。最后时刻,他让部队放下武器,减少流血。这些,都是事实。”
总政治部副主任欲言又止。
人明看出来了,摆摆手:“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功是功,过是过,政策是政策。我的意见是:该送功德林,还是要送。”
与会者都有些意外。
“但是,”人明话锋一转,“送进去,怎么对待,是另一回事。李宇轩和其他战犯不一样。第一,他抗日有大功。第二,他保护过我们的同志。第三,他在最后时刻做了正确选择。所以,我的意见是:送进去,走程序,但内部要特殊关照。”
他看向总政治部:“你们担心下面有意见?那就把道理讲清楚。抗日有功的,我们永远承认;做过好事的,我们永远记得。但历史问题要处理,程序要走。送进功德林,不是要整他,是要保护他——现在外面还有国民党特务想救他吧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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