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药物带来的晕眩能让他暂时忘记头痛。
“继续监控沈墨。另外,”他拉开另一个抽屉,取出一张照片推到江一苇面前,“查这个人。”
照片上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子,站在“明星咖啡馆”招牌下,正笑着给客人端咖啡。阳光照在她左手的无名指上,隐约可见一道浅色疤痕。
“苏曼卿,二十八岁,台北‘明星咖啡馆’老板娘,丈夫三年前死于车祸,独自抚养三岁儿子。咖啡馆是知识分子和记者常去的地方,常有‘不当言论’出现,但警察局三次临检都未发现实质证据。”江一苇流利地报出资料,仿佛早已背熟。
魏正宏盯着他:“你怎么知道我要问这个人?”
“上周三,行动组的小王在咖啡馆盯梢时,发现一个可疑人物——高雄来的蔗糖商人,在咖啡馆坐了四十分钟,只喝一杯冰水,离开时在柜台留下一个牛皮纸信封。属下调取户籍档案比对,那人就是沈墨。”江一苇的声音依然平稳,“但仅凭一次会面不能证明什么,所以属下尚未写入正式报告。”
沉默在办公室里蔓延。电风扇单调的嗡嗡声中,魏正宏突然笑了,那笑容冰冷得没有温度。
“一苇,你跟我几年了?”
“五年七个月,处长。”
“我兄长死于地下党的炮弹时,你就在我身边。”魏正宏站起身,慢慢绕到江一苇身后,“你说,‘血债血偿,天经地义’。那句话我一直记得。”
江一苇挺直脊背:“属下至今仍如此认为。”
“那就好。”魏正宏的手按在他肩上,力道很重,“所以你应该明白,我对地下党的恨,不止是公仇,还有私怨。任何可疑的蛛丝马迹,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,也要查到底——宁可错杀三千,不可放过一个。”
“是。”
“去办两件事。第一,对沈墨实施‘饱和监控’,把他过去十个月接触过的每一个人、去过的每一个地方、打过的每一通电话,全部梳理出来。我要知道他用什么牌子的牙膏、几点钟睡觉、做梦会不会说梦话。”
“是。”
“第二,”魏正宏走回窗边,望着楼下来来往往的军车,“安排人接近苏曼卿。不要用我们的人,去找个生面孔,最好是从大陆逃难来的年轻学生,伪装成追求者,或者……想找份兼职的可怜人。”
江一苇眼神微动:“处长怀疑她是**的交通员?”
“怀疑?不,是确定。”魏正宏转过身,晨光在他身后形成逆光的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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